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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互帮互助，多地动员带药返乡、号召社会捐赠余药******

　　农村地区药品短缺问题该如何缓解？

　　日前，昆明市委组织部发布《关于城乡基层党组织做好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动员城乡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实抓好新阶段城乡疫情防控工作。

　　这份通知提到，建立互帮互助机制方面，村(社区)党组织要动员党员带头互帮互助，街道(社区)党组织要动员感染新冠病毒转阴且春节回乡的居民，把家中与新冠感染相关的剩余药品带回农村等。

　　通知还提出，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应对郊县、农村可能出现的进一步传播，以及春节前后可能出现的第二波高峰和重症高峰上，重点关注农村疫情发展变化情况，全面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澎湃新闻注意到，稍早前，贵州省黔东南州的从江县、黄平县已相继发出倡议书，号召社会家庭回赠治疗新冠疾病余药。

　　从江县倡议书写到，当前，我县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农村群众在新冠疾病治疗药品需求量激增。在这共克时艰的关键时刻，现号召全县各社会家庭或个人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回赠家中余药，切实帮助全县同胞特别是农村群众共同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回赠药品以退烧类的药品为主，止咳、抗病毒等其他类型药品也可回赠。

　　从江县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介绍，药品是要处于保质期内，通过正规途径购买。整盒或开盒后不影响服用的散装药品均可回赠。县城家庭可以个人送达或以单位统一收集送到从江县中医医院北上院区药房，乡镇家庭可直接送到各乡镇卫生院药房。

　　从江县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承诺，接受回赠的所有余药由县卫生健康局统筹安排，经药剂专业人员再次确认归类后，按量配发给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经医务人员免费发放给需要的群众。并由县卫生健康局定期公布药品回赠数量和使用情况，并监督发放，严格管理。

　　黄平县发布的倡议书也称，在这共克时艰的关键时刻，现号召全县各社会家庭或个人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回赠家中余药，切实帮助全县同胞特别是农村群众共同应对新冠病毒疫情。

　　此外，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号召干部职工捐赠医疗药物，帮助农村群众共度难关。

　　倡议书称，丹凤县城区居民感染新冠病毒高峰期即将过去，临近春节，农村务工人员开始大规模返乡，农村群众感染新冠病毒高峰期即将到来，农村孤寡老人、孕产妇等弱势困难群体缺医少药现象严重。为此，丹凤县委、县政府现向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发出倡议，号召全县党政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奉献爱心，积极将家里剩余医疗药品捐献，统一向农村弱势困难群体发放，帮助农村群众共度难关，共同营造欢乐祥和节日环境。

　　所列的捐赠药品包括温度计、退烧药、止咳药、抗病毒类药等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有关药品。丹凤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干部捐赠地点分别在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府办、县政协办。县委工作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审判和检察机关干部职工捐赠地点在县委办。县政府工作部门、事业机构及中、省、市驻丹各单位干部职工捐赠地点在县政府办。所有捐赠地点单位负责将捐赠药品逐人造册登记。

　　丹凤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介绍，全县广大干部职工捐赠药品情况定期进行通报，并向社会公布。感染新冠病毒治愈后，剩余治疗药品作用并不大，倡议全县广大干部职工都积极行动起来，加入药品捐赠行列，向农村困难群体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共同守护全县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澎湃新闻记者 钟煜豪）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